湖北省检察机关根据审计署驻上海特派办移送的违法违规问题线索进行了查处，结果是，大到省级畜牧兽医局一个处室的处长，小到地市级畜牧兽医局下辖一个兽医站的站长，共27人，凭借一支支最贵不超过8毛钱的动物疫苗，多的受贿1400多万元，少的贪污公款数万元到100余万元不等。

　　数据显示，从2008年至2010年，每年中央财政下拨及各省级财政配套用于重大动物疫病疫苗补助经费合计50多亿元，这些钱全部用来“免费给农民饲养的家畜打疫苗”，所有疫苗均由各地畜牧兽医局负责采购。这是一个在反腐领域极少被关注的“偏门”，但经审计发现的贪腐程度和数额之大却令人瞠目，就连首先发现这个违法违规问题线索的审计署上海特派办的林洋（化名）处长都惊诧不已。

　　“难以想象，小小一支疫苗，背后藏着那么大一个黑洞。”这位曾查实过各类贪腐案件的审计处长过去从未想到，动物疫苗是可以掺假的，即使只有几毛钱还可以拿回扣。“这是政府给老百姓的‘民生钱’，这种回扣罪不容赦”，审计人员对这些“蛀虫”深恶痛绝。

　　4000多万元“技术服务费”竟是回扣

　　作为发现该案件线索的审计人员，李冰（化名）最早关注的是一家国有集团下属的生物制品公司。审计工作就是要做到——国有资金流向哪里，审计就跟到哪里。

　　审计发现，这家国企总共有4000多万元被以“技术服务费”的名义，支付给了一家名为武汉康泰的民营公司。如果深究武汉康泰究竟为这家国企提供了哪些“技术服务”，你会发现，根本没有任何称得上是“技术”的服务内容在里头。

　　武汉康泰的工作，仅仅是“帮助”这家国企在湖北省动物疫苗采购中中标而已。为此，这家国企不得不每年向武汉康泰这家年年显示经营亏损的“落魄”小公司支付相当于采购金额6%到13%不等的“技术服务费”。

　　审计人员牢牢盯住了这笔“技术服务费”。他们反复询问国企销售人员，这笔钱究竟用来干吗？武汉康泰到底提供了什么技术服务？却没有一人能说清楚这些问题，也没有一个人能说出这家拿了公司数千万元的武汉康泰到底在哪个地方办公。

　　在审计组安排下，上海特派办两名审计人员就此“摸”到了湖北武汉。在距武汉约半个小时车程的湖北鄂州市葛店镇经济开发区的一处偏僻银行网点附近，两名审计人员在路边草草吃了顿午餐后就等着银行开门。该国企的4000余万元，就是存在这家银行。

　　这里是武汉康泰负责人姜某的老家，而经工商登记核实，武汉康泰公司只有姜某一人。也就是说，武汉康泰所提供的所谓“技术服务”由姜某一人提供。

　　“技术服务”下到农村，十分分散，资金流向查起来相当困难。在得知审计人员来意后，这家银行基层网点工作人员并不配合，他们先是四处打电话“核实”审计人员的身份，之后又推说“系统升级”查不出资金流向哪个账户，一会儿又说银行底单被放入一个档案库里，“至少要一个月才能查到”。

　　面对这种情况，审计人员也曾一筹莫展，再等一个月项目现场工作就结束了，没有结果怎么办？对方越是设置障碍，审计人员越是坚定自己的判断，这“技术服务”一定有问题，必须一查到底。

　　于是，审计人员通过“曲线救国”的方法，通过其他渠道最终还原了这4000多万元的去向——几乎全部流进了姜某及其亲属的个人口袋。此后，这笔钱又通过姜某的个人账户转给了若干身份不明的人员。

　　审计人员一一比对了这些收款者的信息，包括湖北武汉、咸宁、襄阳、鄂州、十堰、恩施、荆州、黄冈、随州、荆门等地的畜牧兽医局局长、总工、兽医站长、重大动物疫病防控中心主任等。

　　其中，湖北省畜牧兽医局时任重大动物疫病防控处处长施秋艳拿到的钱最多，手段也最隐蔽——钱被打入他妹夫和侄子的账户，总金额达635.46万元。后经检察机关查实，另有武汉科尔康公司向其行贿达850万元。而湖北省畜牧兽医局另一位处级干部——时任兽医政药处处长赵某受贿达341.63万元。

　　不找“兽医”疫苗就卖不出去

　　这些“兽医”的权力，远比人们想象的要大得多。动物疫苗向谁购买，购买多少，全由他们说了算。

　　这本该是一项国家惠及民生的“三农”政策，但目前来看，究竟有多少农民从中获益，实在说不清楚。根据我国动物防疫法规定，国家每年制定动物疫病强制免疫计划，尤其是对高致病性禽流感、高致病性猪蓝耳病、口蹄疫、猪瘟等4种动物疫病强制免疫，群体免疫密度常年要维持在90%以上。为动物注射疫苗的钱，中央财政出一部分，地方财政出一部分，接受防疫的动物养殖户不须为此支付一分钱，就可以每年接受两次免费的疫苗注射。

　　以2008年为例，中央财政该项专款共拨付了32亿元，东、中、西部地区中央财政分别承担疫苗经费的20%、50%和80%。其余部分由地方财政承担。湖南湘西、湖北恩施中央补助80%，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黑龙江农垦、广东农垦疫苗经费全部由中央财政承担。同时，对疫苗注射的劳务费，国家财政也采取专项补贴方式，“应免尽免”，惠及农民。

　　这笔财政拨款的具体经办单位，也就是疫苗的采购、发放者即为各省的畜牧兽医局重大动物疫病防控处。而施秋艳通过武汉康泰公司的姜某与上述国企建立联系后，为其疫苗中标提供了极大便利。他把“获得部级奖励”、“注册资金达到1个亿”等作为疫苗类评分标准加入评分细节中，借此提高分值，助其顺利中标。

　　一名供职于上述国企的疫苗销售人员曾在接受审计人员询问时称，如果没有这笔6%到13%的回扣，即便像他们这样产品质量有保证的大型疫苗供应商，在竞标过程中也无法保证中标，“其他地方或民营疫苗生产商都能给这个价，我们如果不给，根本生存不下去。”

　　这种说法在湖北省2011年至2013年动物疫苗政府采购招投标中得到验证，武汉科尔康公司与施秋艳建立了联系，在支付其850万元的好处费后，使另一家地方国企得以在动物疫苗采购的补标中中标。

　　疫苗招投标全程由第三方机构负责实行，看上去公平公正，实际上猫儿腻很多。一家疫苗生产企业，先要进入招投标的“大池子”里，才有资格参与之后的各项采购。但招投标的规则，并非一成不变。

　　施秋艳的做法是，为关系户“量身定制”招标规则，确保其中标，并从中获利。

　　仅据施秋艳一案，湖北省检察机关就顺藤摸瓜查明了湖北省各地方畜牧兽医机构相关人员在动物疫苗的采购及管理中的各种猫腻儿。判决表明，畜牧兽医机构普遍存在倒卖国家采购的禽流感、口蹄疫等动物疫苗，收受疫苗销售商贿赂，虚开动物防疫经费发票等情况30余起，案件覆盖该省所有地、市、州畜牧兽医机构。

　　畜牧系统贪腐的“冰山一角”

　　2015年年初，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对审计移送的上述违法违规问题线索出具了刑事判决书。施秋艳受贿1485.46万元被终审判处无期徒刑，另有26名湖北畜牧兽医系统相关人员涉案。

　　湖北窝案或只是畜牧兽医系统贪腐的“冰山一角”。

　　审计人员告诉记者，仅在对上述国企2010年度的财务收支审计中，至少发现4家与武汉康泰类似性质的、收取巨额“技术服务费”的公司——除武汉康泰外，还有其他4个省市各一家。该国企的畜禽疫苗年均销量占全国销量的25%左右。2014年，该国企在全国十大动物疫苗公司中排名首位，其中湖北、四川、重庆、河南、江苏、山东等省销量较大。

　　江苏省一名养鸡场经营者曾告诉记者，他所养殖的鸡苗全部使用自己从正规渠道购买的疫苗，而非国家提供的免费疫苗，“我们合作社大多养殖户都是自己买疫苗。有些免费疫苗是假的，不敢用。”而一些个体的零散养殖户则更多并不知道有“免费疫苗”一说。中国青年报记者随机采访了江苏、山东、湖北3地的农民，他们告诉记者，自己饲养的家禽从未享受过由兽医站提供的免费疫苗，相反，“打疫苗一般都是收费的”。一个基本判断是，在缺乏权力监督的情况下，施秋艳之类的人员可以凭借手中权力进行肆意寻租。

　　审计长刘家义曾说过，高度关注“小官贪腐”等发生在群众身边的违法违纪问题，及时纠正侵害群众的利益问题。据悉，湖北施秋艳案，是审计机关近年来查处畜牧兽医领域的第一案，27名涉案人员共受贿、私分国有资产、贪污3600余万元，仅一名基层兽医站站长就贪污107万元。审计工作在反腐肃贪、维护民生方面依旧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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